章开沅先生（1926-2021）是当今中国一位极重要的历史学家，也是一位很受人尊敬的教育家。他生于浙江，既曾浪迹江湖，也曾投笔从戎；既在教会大学读过书，也在解放区求过学；既是纯粹的学者，也是出色的大学校长。他一生的阅历、感悟、思考，一一呈现在这部《章开沅口述自传》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）中。
章先生幼时接受过私塾启蒙，后来抗战军兴，随家西行逃难，在重庆接受中学教育。又经诸多磨难，于1946年入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就读。根据他的回忆：金陵大学淘汰率高，像历史系往往会淘汰四分之三。金大仿牛津、剑桥，对新生实行导师制。该校的特点：一是作业多、参考书多，二是师生互动多，三是课堂教学管理很严格，这种教学方式至今仍有参考价值。
章先生做了十年的华中师范大学校长。他本无意当什么校长，只想埋首故纸，做一个学者，然他在师生中的声望颇高，被民意推上了校长的位子。走马上任后，他先解决食堂、垃圾问题，在这些看似小事却关乎师生健康的问题上做足文章。而后调整创收分配政策，激发学系积极性。同时，改善被“文革”破坏的教学环境，大力提倡学生自治，发展学生社团，积极提倡美育。为办出学校特色，便学习民国教会大学的“秘诀”，重点扶植一些学科。他从不揽权，不拘一格用人才，妥善处理党政关系，有所为有所不为。他一直认为“在大学，好校长不如好制度”，这也是高校改革的关键所在。他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学者。每天早上4点到8点，是他做学问的黄金时间，《离异与回归：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》一书便是在每天的治学时间完成的。章先生在校长任内，既能与主流体制保持理性距离，又能利用职权为学校做实事，实在是了不起。
章先生是敢说话的。他直陈当今学术弊病，比如现在中国的高校不重视教学，急功近利；高校里等级观念重，称官衔不称老师、同志；今日最大的危机，是围着项目转，很多人所做的学问，追求的是金钱而不是真理。晚年，他依然撰文发声，是“自娱自乐”，也是“发点牢骚”，对城市改造、文物保护、校园建设、学术评价等问题一抒己见。清儒戴东原有言“治学不为媚时语，独寻真知启后人”，这正是章先生一直所欣赏并且奉行的。
章先生认识的大学者多，《自传》记录了不少知名学者的掌故。罗隆基演讲时风度翩翩，非常精彩，令人倾慕；梁漱溟个子不高，但嗓门很大，倔头倔脑；徐懋庸才华横溢，但讲话语言尖刻、刁钻刻薄；张舜徽在运动中挨批斗，但仍保持早上四点钟起床写作的习惯，写出了二百多万字的经典著作《说文解字约注》；而“梁效”中的汤一介、周一良、田余庆等人，仍保有书生本色；林增平大智若愚，外朴内秀，平时埋头工作，话不多，而两杯酒之后，便天南海北，无所不谈……通过对这些人的追忆，章先生告诫我们：“即使社会病态，也不要随波逐流；处在人生最低谷时，不妨充实自己。”
章先生与夫人黄怀玉于1957年结婚，几十年相濡以沫，风雨同舟。在他看来，要保持家庭和睦，就要相互信任，不要回避矛盾。争吵要成为夫妻感情的润滑剂。争吵时不要把话说绝，尽量避免伤害对方。他说：一定要根除大男子主义。“在家庭里，对老婆多一点关心，多干一点家务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口述文献固然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，但往往因某些主观的客观的原因使其失真。作为严谨的历史学者，章开沅特举自己的经历，比如回忆时有时会把当时的念头当成事实，也会选择性的记住或遗忘。他特意提醒读者，“历史真相难求”，“对待口述文献，还是抱持审慎的态度比较好”。所言“口述文献”，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这本《口述自传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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